改革開放以后，溫州經濟快速發展。經過若干年的積累，溫州的民間資本實力雄厚，民間的借貸活動非常活躍。近年來，在股市、樓市不再是主要投資方向的情況下，民間借貸市場成了溫州游資的主要流向。然而，如今溫州活躍的民間借貸，在一系列“跑路”、跳樓、崩盤事件發生之后，仿佛進入了“冬眠期”。

    如何看待近期的“溫州危機”？我們認為，“溫州危機”實質是“信用危機”。我們知道，溫州的民營經濟發展得益于民間金融，而民間金融和它的信用體系緊密聯系在一起。這種信用體系，是建立在“熟人社會”上的信用。據悉，在這次溫州民間借貸危機之前，溫州人內部信用非常好，甚至不用打收條或字據就能借到數百萬元乃至數千萬元，但是這場風波使溫州的信用降到“冰點”。溫州問題從表象看，是民間金融“高利貸化”，但是其背后應是產業“空心化”，是虛擬經濟背離了實體經濟的發展，以致于大量資本逃離實業。可以說，產業空心化的延伸，造成了今日之惡果。

    當然，我們不應低估高利貸的危害。17世紀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創始人威廉?配第早就指出，利息是同地租一樣公道、合理、符合自然要求的東西。但是高利貸具有典型的剝削性質，其利息已經遠遠超過馬克思所云的最高境界“利潤”。馬克思認為，利息率的變化范圍應在“零”和平均利潤率之間。但是由于我國金融和經濟體制的制約，中小企業融資難一直是老大難問題。為了防止資金鏈面臨斷裂的風險，有些溫州企業只好求助于高利貸，有的高利貸月息高達6分、8分之多，正所謂“不用高利貸是等死，用了高利貸是找死”。

    義烏的經濟比較發達，民間資本活躍也是由來已久。我們應從溫州信用危機中，得到哪些警示呢？第一，為非正規金融正名。治理高利貸的良方，就是增加資金供給主體，發展草根金融以支持草根經濟，構建“門當戶對”的金融體系。這次溫州金融改革綜合試點，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讓民間資本建立中小金融機構，打破銀行壟斷。第二，讓民間金融“陽光化”，“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接受監管，會推動民間金融的規范化發展。第三，走出地緣、血緣之上的“熟人社會”信用，重構現代“契約社會”信用體系，靠契約辦事。第四，要建設金融業乃至全社會統一的征信平臺，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構建現代信用體系，加強全社會信用建設。

    溫州這場民間借貸危機的實質是信用危機，而信用危機最終將會帶來制度規范。我們應該從中汲取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