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日前在京津冀蘇等地采訪發現，我國現有孵化器在快速發展中逐步暴露出諸多問題，一些孵化器目標定位不清晰，政府追求規模政績，企業孵化器發展正遭遇“成長的煩惱”。

　　發展進入快車道

　　自1987年我國第一家科技企業孵化器武漢東湖創業者服務中心成立，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1年，我國孵化器約有900家，位居世界前列。目前，在國內經濟比較發達和科技資源較為豐富的地區，基本上都建立了科技企業孵化器。

　　記者走訪了解到，以北京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為例，2011年，由大學科技園、各類科技企業孵化器、留學人員創業園組成的各類孵化機構超過100家。在天津濱海新區，累計認定孵化器達25家，今年還有9家孵化器新投入使用。江蘇省孵化器數量增長迅猛，截至去年，省級以上孵化器達188個，國家級孵化器37個。

　　孵化器投資主體也出現了新變化。據科技部火炬中心孵化器管理處相關人士介紹，近年來，我國民營孵化器數量顯著增加，一批知名民企投資孵化機構，如李開復的“創新工場”，聯想的“聯想之星”等。根據國家規劃，到2015年，我國各類孵化器數量將達1500家，孵化場地達5000萬平方米以上，孵化資金總額50億元以上，在孵企業10萬家以上。

　　孵化器快速增加形成了科技創業者和創業企業的集聚效應，推動了民營高科技企業的成長。據不完全統計，近幾年來，全國每年孵化畢業的企業超過3000家，企業畢業時平均收入超過1000萬元；國家級孵化器的企業存活率超過80%。

　　逐步暴露三大問題

　　孵化器對我國科技型中小企業的促進作用明顯，但隨著市場需求不斷變化，我國現有孵化器的發展也逐步暴露出三大問題：一是地方政府急于創收創稅的心態導致孵化器引進企業求大求強，對初創企業重視不足。

　　二是孵化園區變收租者，無力提供更多服務。記者走訪中發現，無論是地方政府主導還是企業投資建設的孵化園區，靠“房東經濟”維持成為普遍現象。據2011年中國百家孵化器調查報告的統計結果，中國目前孵化器的收入結構總體上仍然以房租收入為主的占41%。

　　記者在天津市南開區一家企業開辦的孵化器走訪時，聽到一家企業反映，他們2010年入駐該孵化器后基本上沒有得到什么融資、市場、人才方面的服務，完全處于“散養”狀態。

　　三是探索新運作模式需突破機制障礙。由于投資初創期企業的風險本身較高，再加上大部分孵化器管理團隊缺乏專業的投資眼光和經驗，投資血本無歸的案例時有發生。有的孵化器一方面要為資產保值增值負責，另一方面又要對在孵項目進行跟蹤管理，承擔著雙重責任，壓力較大。

　　中部某省一家孵化器負責人就因涉足創業投資而頭疼不已，因為對在孵企業的不慎投資，該孵化器成為法院的�？汀�

　　被房地產“綁架”

　　記者走訪中還發現，近年來隨著房地產市場的升溫，不少省市出現了以孵化器或企業總部基地等為代表的工業地產項目。一些入駐企業迅速將房產作為投資品轉手售賣，導致許多總部基地空置率上升，有的孵化器甚至被稱作“鬼城”。

　　一位企業主對記者抱怨，很多地產商找到一片房子或者一座辦公樓，把牌子一改就成了“某中小企業孵化中心”或是“某數碼港”。等進去談的時候，聊的不是如何被孵化，而是能否全款買房。

　　走訪中，一位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由于國家鼓勵孵化器的發展，很多開發商蜂擁而上，多個省市不斷上馬動輒數百畝甚至數千畝的孵化器或孵化基地，真正形成品牌的并不多。這些拿地的開發商并不一定懂得工業地產開發，只是用這種手法變相囤積土地。這兩年，孵化器的數量雖然穩定增加，但是泥沙俱下、魚目混珠。另外，盡管很多地方扶持孵化器口號喊得積極，但很多政策卻落不到實處，尤其是一旦涉及本就拮據的地方財政，地方政府更是“光打雷不下雨”。

　　專家表示，相當一部分政府或企業開辦的孵化器仍具有強烈的公益性色彩，為企業提供房租極為低廉的辦公環境和設備，但是這還遠遠不夠。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這部分非盈利化孵化器應具備公益化、市場化二者結合的模式，以本地區產業結構特點為依托，打造專業孵化器，為企業提供更加個性化、針對性的服務，提高孵化的效率和成功率。鄧華寧 王 民 孫洪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