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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時候生活在紐約長島，可以看到‘鍍金時代’留下來的大型別墅，在那個時代里，超級巨富可以負擔得起與歐洲皇宮媲美的豪華住所，讓眾多的仆役組成的大軍為自己服務。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是現在，這樣的宮殿又重現了。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新鍍金時代’。”
——保羅·克魯格曼
通用電氣總裁韋爾奇
前妻揭了韋爾奇的家底
２００４年４月，美國的“明星ＣＥＯ”、通用電氣總裁杰克·韋爾奇栽在了兩個女人手里。這樁緋聞案的女主角是：４２歲的《哈佛商業評論》（ＨＢＲ）總編蘇茜·韋勞佛扮演第三者，４９歲的第二任夫人簡·韋爾奇扮演秦香蓮。前者黯然離去，后者則不依不饒，堅持離婚。
６６歲的韋爾奇在這段時間內遭受了精神和經濟的雙重打擊——不依不饒的不光是太太，還有大大小小的媒體。記者的興趣更多地集中于這樁家事暴露出來的另一面：簡太太將丈夫訴上法庭，要求分得５億美元家產，而且還雇用律師把韋爾奇的賬目查了個底朝天，并暴露在世人面前。通過這個意想不到的機會，人們才得以窺見，通用電氣集團老總的生活應該是這樣的——據估計，韋爾奇２００１年度拿到的全部薪資達１６２０萬美元，此外他還持有２２００萬股通用電氣普通股，價值約８億美元。２００３年，韋爾奇光榮退休，但集團并沒有停止為其付賬。除了上述豪華設施外，小到報紙和日常用品，集團都為韋爾奇“買單”。甚至連韋爾奇郵寄一封信，集團也會為他付郵資。通用電氣集團在紐約曼哈頓給這位前ＣＥＯ保留了每月房租高達８萬美元的公寓，外帶免費的美酒佳釀和三餐。據另一位專家估計，韋爾奇每月乘坐波音公務飛機的費用高達２９萬美元。
韋爾奇先生的光輝形象在這次曝光中受到了很大打擊，美國公眾對他這樣一個退休后，仍然讓集團每年支付２５０萬美元各類賬單的“貪婪經理人”感到憤慨。通用電氣的股價甚至因此下跌。然而韋爾奇也覺得委屈：首先他認為自己“值這個價”，其次，他并不是惟一過著帝王一般無憂生活的大公司ＣＥＯ。２００５年，美國公司ＣＥＯ的直接薪酬均值為４４１．９３萬美元，相當于當年美國生產工人平均年薪的１６０倍左右。（直接薪酬包括工資、獎金、限制性股票在其授予時的價值、執行股票期權的收益以及其他長期激勵薪酬。）其中，收益最多的是聯合技術公司ＣＥＯ戴維。他去年的直接薪酬總額為８８３０萬美元，多數來自行使股票期權的收益。當年，摩根斯坦利前ＣＥＯ裴熙亮離職時，得到了１．０６億美元的遣散費和退休金，其中包括４４００萬美元的現金獎金。
隨著越來越多類似信息的曝光，美國公眾對工商業富豪們的貪婪攫取越來越感到難以忍受。左派學者更是從理論層面對此加以抨擊，其中代表性人物，就是提出美國的“新鍍金時代”已經來臨的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
一個基金經理收入１０億美元
保羅·克魯格曼是普林斯頓大學國際系的經濟學教授，同時也是《紐約時報》等媒體的專欄作家，是位以敢言著稱的學者。他于２００２年前后就發表警惕“新鍍金時代”的言論。他在專欄中說：“我小時候生活在紐約長島，可以看到‘鍍金時代’留下來的大型別墅，在那個時代里，超級巨富可以負擔得起與歐洲皇宮媲美的豪華住所，讓眾多的仆役組成的大軍為自己服務。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是現在，這樣的宮殿又重現了。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新鍍金時代’。”
保羅·克魯格曼認為：美國現代右派的突出特點之一，就是對１９世紀末期經濟高速發展的那段時期充滿懷念。當時稅收政策優惠，行業規范缺失，只有宗教性質的慈善活動，沒有政府推動的社會福利計劃。從米爾頓·弗里德曼到羅弗·諾奎斯特為代表的保守派，都把那個事實上的“鍍金時代”描繪成“黃金時代”。他們認為，強調那個時代的不公正和社會嚴重兩極分化，完全是左派對歷史的修正主義理解，是在誤導民眾。
克魯格曼說，至少在一個方面，當年的情形又重現了——那就是各階層收入的不平衡。自從右派保守黨開始掌權，人們的收入差距就開始加大，現在美國的貧富差距已經回到當初“鍍金時代”的水平。
“鍍金時代”最富有的美國人是約翰·洛克菲勒。１８９５年他被迫交納所得稅，申報收入為１２５萬美元。這個數字幾乎是當時美國人均收入的７０００倍！可是拿今天的標準來看，（單純以數字計算）洛克菲勒作為首富顯得有些寒酸。去年，投資人雜志《Ａｌｐｈａ》報道，對沖基金經理詹姆斯·西蒙斯的收入達到１７億美元，是美國人均收入的３８０００倍還多。另外，還有兩位基金經理的年收入也超過了１０億美元。２００６年，美國前２５位基金經理的總收入達到了１４０億美元。
貧富差距增大 中產階級縮小
對沖基金經理成為億萬富豪，只是收入不平衡現象中極端的例子。所有關于收入集中度的評估指標都顯示，美國收入的不平等已經回到１９２０年之前的水平。在過去３０年間，美國普通人的工資只增長了１０％左右，而美國前１００個大公司ＣＥＯ的退休補償費，卻從３０年前的１３０萬美元（普通員工年薪的２９倍）增長到了３７５０萬美元（普通員工年薪的１０００倍）！這一趨勢直接導致了中產階級的萎縮。現在美國最富有的１３０００個家庭的收入，相當于２０００萬較貧窮家庭的總收入。因此，說美國進入了“新鍍金時代”并非妄言。
目前，新鍍金時代還沒有讓人們感覺像舊鍍金時代那樣兩極分化和不公正，那是因為累進所得稅和遺產稅在一定程度上調和了收入的不平衡性。累進所得稅對富人所征稅率要遠遠高于中產階級，遺產稅則限制了巨額財富的繼承。而社會、醫療保障體系也為不那么幸運的人提供了基本保障安全網。但是，在過去３０年里，美國政府的政策卻始終在向富人傾斜。
首先，稅收政策沒有取得積極進展。據一項調查，自１９７０年以來，針對０．０１％最富有的美國人的平均稅率降低一半，針對中產階級的稅率則上升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對股息紅利和資本收益等非勞動所得的稅率，已低于中產家庭勞動所得收入稅率。
對美國富豪來說，經濟繁榮加上大把地賺錢，這不只是個“新鍍金時代”，而是貨真價實的“黃金時代”。至于這種繁榮是否像當年的“鍍金時代”那樣暗藏危機，是否會像“鍍金時代”一樣以大蕭條和戰爭終結，那就很難說了。至少近兩年，各項大公司頻出丑聞，就足以讓世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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