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后，溫州經濟快速發展。經過若干年的積累，溫州的民間資本實力雄厚，民間的借貸活動非�；钴S。近年來，在股市、樓市不再是主要投資方向的情況下，民間借貸市場成了溫州游資的主要流向。然而，溫州活躍的民間借貸，在一系列“跑路、跳樓、崩盤”事件發生之后，如今仿佛進入了“冬眠期”。

    如何看待近期的“溫州危機”？我們認為，溫州危機實質是信用危機。我們知道，溫州的民營經濟發展得益于民間金融，而民間金融和它的信用體系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由于這種信用體系，是建立在“熟人社會”之上的信用。據悉，在這次溫州民間借貸危機之前，溫州人內部的信用關系非常好，甚至不用打收條或字據就能借到數百萬元乃至數千萬元。但是，這場風波使溫州的信用關系降到“冰點”。溫州問題從表象看，是民間金融“高利貸化”，但是其背后是產業“空心化”之后，溫州的虛擬經濟背離了實體經濟的發展，以致于大量資本逃離實業，成為活躍的高利貸資本�？梢哉f，產業空心化的延伸和信用關系的萎縮是造成今日溫州危機的原因。

    這里，應當認清高利貸資本的危害。17世紀，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創始人威廉·配第早就指出，利息是同地租一樣公道、合理、符合自然要求的東西。但是高利貸具有典型的剝削性質，其利息已經遠遠超過馬克思所說的“利潤”的最高界線。馬克思認為，利息率的變化范圍應在“零”和平均利潤率之間。但是由于我國金融和經濟體制的制約，中小企業融資難一直是老大難問題。為了防止資金鏈斷裂的風險，許多溫州企業只好求助于高利貸，有的高利貸月息高達6分、8分之多，正是所謂“不用高利貸是等死，用了高利貸是找死”。

    義烏的市場經濟比較發達，民間資本活躍也是由來已久。我們應當從溫州信用危機中得到哪些警示呢？我們認為，第一，有必要為非正規金融機構正名。治理高利貸的良方，就是增加資金供給主體，發展草根金融以支持草根經濟，構建“門當戶對”的金融體系是當務之急。這次國家批準溫州開展金融改革綜合試點的目的正在于此。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讓民間資本建立中小金融機構，打破銀行壟斷。第二，有必要讓民間金融“陽光化”，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可以通過接受各種監管，完善對民間金融的運行管理制度，來推動民間金融的規范化發展。第三，走出地緣、血緣等“熟人社會”信用關系，重構現代“契約社會”的現代信用體系。第四，完善技術和制度支撐，實現信用信息的互通和共享。要建設金融業乃至全社會統一的征信平臺，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這是構建現代信用體系、加強社會信用建設的技術和制度保障。

    綜上所述，由于溫州發生的這場民間借貸危機的實質是信用危機，而信用危機的解決最終必須通過建立和完善制度規范。因此，作為以市場為核心的義烏經濟，有必要認真研究“溫州危機”的內在原因并從中汲取有益的經驗和教訓，以確保義烏市場交易平穩和活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