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份，對于部分準備上市的農商行來說十分不平靜。7月2日，青島農商行在上會前夜被證監會取消上會審核；7月9日，浙江紹興瑞豐農商行也在上會前夜被“暫停”，市場認為這多與其資產質量問題有關。

　　近期公布的數據顯示，貴陽農商行2017年末的不良貸款率由年初的4.13%飆升至19.54%，撥備覆蓋率從161.25%下降至34.15%，資本充足率由11.77%變為0.91%，后兩者均大幅低于監管指標。此外，山西侯馬農商行、山東鄒平農商行、山東壽光農商行等多家機構也被指出不良貸款率大幅上升。

　　因資產質量下滑、不良貸款率高企，部分農商行再次被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那么，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究竟有哪些？

　　據記者了解，就目前已暴露的部分農商行資產質量問題來看，其原因既有“先天不足”也有“歷史包袱”，同時還與近期“統一不良貸款劃定范圍”的監管要求有關，這讓農商行之前未被劃入不良貸款的隱性風險提前、充分暴露。因此，應理性看待部分農商行資產質量下滑，對此既要高度重視，又不應過度渲染恐慌情緒。

　　農商行不良貸款高企的直接原因是監管統計口徑調整。此前，部分商業銀行沒有將逾期90天以上的貸款全部列為不良貸款，由此造成各家銀行認定不良貸款的標準存在差異，進而導致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偏離度過大，無法準確識別風險。

　　為了真實反映資產質量，監管層新近要求在貸款“五級分類”統計中，銀行需將逾期90天以上的貸款至少計入“次級”。所謂“五級分類”，即把貸款分為正常、關注、次級、可疑、損失5類，后3類屬于不良貸款。對于此前未執行此要求的農商行等小型銀行來說，不良貸款劃定范圍擴大了。

　　因此，部分農商行不良貸款高企并非其資產質量出現了“迅速惡化”，而是根據監管要求將充分暴露風險，從長期看有利于農商行的經營改善與轉型。

　　但值得注意的是，監管統計變化這一“外因”并不能掩蓋農商行長期存在的經營難題，其不良率高企的“內因”更值得深思。

　　首先，我國農商行長期以來存在“先天不足”和“歷史包袱”。從歷史維度看，我國農商行發展前后經歷了農信社、向農合行農商行改制、農商行市場化轉型3個階段，在此過程中，原有不良資產并未得到充分化解。

　　其次，農商行市場空間有限，業務模式單一。農商行的成立初衷，就是立足農村、服務縣域經濟，但這也造成其貸款投放的行業集中度較高。記者曾赴多地的農商行調研采訪，發現其貸款多投向當地的制造業、農林牧漁業，區域集中、行業集中。這兩個行業近年來信用風險上升，導致農商行的資產質量會相應產生較大波動。

　　再次，部分農商行的公司治理結構有待完善，風險防控機制存在缺陷。

　　那么，在認清農商行經營現狀與困境的同時，應如何謀求發展？業內專家認為可從以下3方面入手。

　　一是進一步豐富金融產品，改變過度依賴資產擴張的外延式增長模式。具體來看，農商行可根據自身實際情況，發展“商行+投行”投貸聯動模式，做精做優投行業務、資管業務，為轄內中小微企業提供涵蓋融資、債券承分銷、財富管理、支付結算等一站式服務，從而緩解農商行的資產端、負債端壓力。

　　二是適時引入市場資本，一方面緩解業務擴張帶來的資本金壓力，一方面通過資本化運作優化公司治理結構。

　　三是摒棄同質化競爭，探索自身的差異化、特色化經營優勢。繼續深耕本土、服務中小微企業，同時著力探索零售業務創新，融入當地居民、商戶生活，搭建更多的金融服務場景，推進刷卡消費、個人理財、資金結算等業務發展。（經濟日報記者 郭子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