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由于國內企業利潤下降、違約增加、股市暴跌使信貸融資形勢惡化，中國領導人面臨幫助銀行業削減不良貸款的壓力。這類不良貸款的規模已經創2008年以來新高。于是，國內媒體紛紛猜測中國重啟不良貸款證券化的可能性很大。

　　早在今年8月，建設銀行就對外宣稱，其正在研究不良貸款證券化。目前不良貸款證券化市場內部環境已經具備，商業銀行有需求，監管條件、中介能力和投資者認可等條件均已具備。

　　在通常情況下，銀行主要通過清收、重組、核銷和轉讓等四種途徑來處置不良資產。不過，前三種手段效果有限，而批量轉讓又受限于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市場容量有限等因素，不利于快速壓降不良資產及拓寬投資者范圍。對于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來說，銀行的不良貸款快速上升，對他們是利好，只是現在已經多得連資產管理公司也應顧不暇了。

　　以目前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能力無法消化上萬億龐大的銀行不良貸款，而銀行業又迫切需要信貸資產證券化。于是，監管層也有了重啟之意。銀監會副主席曹宇在上月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明確表示，支持通過資產證券化、銀行業信貸資產登記流轉平臺等途徑，盤活存量資金，處置不良資產。不過，筆者認為，將不良資產風險轉嫁給資本市場，存在著四大問題：

　　首先，在國外無論是銀行、企業還是國家發行債券，都有專業的評級機構對其發行債券的信用進行評估和定價。而中國的中介機構權威性存在質疑，存在信用評級標準不明確、評級機構信息透明度低、規模不大、運作不規范、評級公允性與商業利益沖突等問題。比如我國知名評級機構大公國際，對鐵道部發行的債券評級為AAA級，比中國國家的信用評級還要高。

　　如果推行信貸證券化，投資者肯定會依賴在中國活躍的美國評級機構，可大家別忘了，1997年至1998年他們就沒有做好不良貸款證券化的評級，更別提到了21世紀他們對出現不良資產的推動作用。所以在中國搞不良貸款證券化，恐怕難以找到客觀公正的評級機構。

　　其次，將不良信貸資產證券化的確可以化解風險，但是硬幣有正反兩個方面。當年美國的次貸危機，銀行就是把沒收回來的個人貸款打包出售，結果過了頭，就出現了危機。筆者認為，金融創新本沒有錯，但這其中不僅要把握好“度”的問題，而且還要對其加強監管，防止金融風險的發生。這無疑給監管當局提出更高的要求。

　　再次，即使是銀行將優質或劣質資產一起打包進行資產證券化，也只是銀行間交叉持有，既無法化解系統性風險，也無法增加更多的信貸資金，以支持經濟的發展。顯然，目前資產證券化市場還不大，需要有更多的機構投資者和民間資本來參與。

　　最后，銀行需要資產證券化的對象是不良資產，而非優質資產。在資產證券化試點初期，銀行總是挑選一些相對優質的貸款、一些比較有把握的貸款來進行證券化。而監管層對不良信貸資產的證券化口徑依然收得較緊。而現在，就算將不良貸款的債權打包轉讓，債券市場要么會響應者寥寥，要么會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將不良貸款打對折出售才能接受）。

　　允許商業銀行將不良資產證券化無疑是化解金融風險、盤活存量資金的較穩妥的辦法。但是將不良資產證券化在中國沒有先例，一切都要摸著石頭過河。這就需要把握火候。過度的金融創新必會引來更大的風險，而采取較為保守的信貸資產證券化則效果肯定會不如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