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烏,被聯合國、世界銀行與摩根士丹利等權威機構稱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

　　而遠在千里之外,自古便是商賈之都的西南重鎮成都,則正計劃在5年之內初步建成區域性國際貿易中心。然而,現在成都有傳統專業市場140多家,新建和在建專業市場70多家,如此數量眾多,難免良莠不齊。如何才能成為區域性國際貿易中心的主體?這條路該怎么走才最合適?

　　8月20日到8月23日,記者前往義烏,走訪義烏國際小商品市場,采訪工商、國資、海關、宣傳、金融等政府部門,以及小商品城集團、數十位經營多年的商家,對話行業知名專家,深入挖掘義烏成功背后的秘密,希望對成都打造區域性國際貿易中心城市能夠提供參考。

　　采訪中記者發現,無論是來自政府還是企業人士,或是經營多年的商家,在談話中都強調到政府的角色轉變起到了關鍵作用。

　　浙江中部的縣級市義烏,是任何人都不會陌生的城市,因為義烏因其享譽世界的城市名片——小商品市場而蜚聲中外。

　　從土地貧瘠,只能挑著貨郎擔搖著撥浪鼓,沿街吆喝用紅糖換取雞毛牙膏皮等廢品,回家后再把換來的雞毛當作農田的肥料,或制成撣子賣給供銷社,牙膏皮等則賣給廢品回收站的“雞毛換糖”小生意,到發展成擁有商鋪5.8萬余個,匯集41個行業1900個大類40萬種商品(聯合國公布全球共有50萬種商品),有著“世界超市”之稱的小商品市場,義烏走過了30年的歲月。

　　從義烏小商品市場這個市場業態最為成功也最為典型的樣本可見,義烏小商品市場的出現和發展,有突然性也有必然性。“窮則思變”,貧困使義烏人萬般無奈下想到了做生意這條路。著名學者馬力宏曾分析,義烏“原來很窮,農業自然條件不好,很多農民只好外出經商,搖撥浪鼓賣糖。”而后來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使得意外“笨鳥先飛”的義烏搶占了發展先機。

　　貧窮“逼出”義烏市場

　　義烏市場的出現,跟義烏原來的“窮”有關。30年前,義烏還是浙江中部一個貧困的農業小縣,人多地少資源貧乏。這里的人自古就有經商的習慣,“雞毛換糖”是義烏貨郎們傳統的謀生手段。

　　其實義烏市場的雛形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在當地出現,1974年后,在上級明令禁止、取締,而半合法的“敲糖換雞毛”又需要市場存在的矛盾沖突之中,兩個提籃叫賣、批零兼營的季節性市場在那個特殊年代悄然孕育。

　　改革開放后,商品經濟在我國一些地方逐步解凍,手工制品、農產品擺上了集市,然而長途販賣、擺地攤做小生意仍被當作投機倒把行為加以打擊。此時,一些義烏人開始不滿足僅僅靠“雞毛換糖”解決生計問題,提心吊膽地做起了販賣日用小商品的生意。

　　義烏市場的誕生,農婦馮愛倩和當時還是義烏縣委書記的謝高華的對話,是不得不提的故事。1980年,有5個子女的馮愛倩開始了艱辛的從商之路,在縣城偷偷摸摸地擺起地攤。1982年5月的一天,貨物屢次被沒收的馮愛倩鼓足勇氣站在了義烏縣委門前,跟新來的縣委書記謝高華討說法。縣委書記謝高華與馮愛倩的爭論進行了一個下午。最后,謝高華告訴馮愛倩,“你回去擺攤吧,我告訴有關部門不查你們”。

　　1982年8月,義烏縣委、縣政府在經過調查研究和反復討論后,由義烏縣委稠城鎮市場整頓領導小組下發了“一號通告”:從9月5日開始,正式開放縣城小商品市場,并提出“四個允許”:允許農民經商、允許從事長途販運、允許開放城鄉市場、允許多渠道競爭。并出資搭起了上可遮雨、下可擺攤的簡陋市場設施,人稱“草帽市場”。這是歷史的拐點,義烏小商品市場誕生。

　　1984年,義烏縣委、縣政府明確提出“興商建縣”發展戰略。第一代義烏市場當年成交額就達到2321萬元,商品主要銷往義烏周邊縣市。著名學者馬力宏分析認為,正是因為貧窮,使得義烏政府必須正視老百姓的生存問題,“為了扶持農民,為了發展經濟”。

　　“凹地效應”壯大義烏市場

　　當代中國經濟奇跡中,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過“凹地效應”,在上世紀整個80年代,深圳是中國最大的一塊凹地。特區政策的優惠性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大量國內資金和優秀人才“孔雀東南飛”。義烏奇跡也離不開“凹地效應”,當時的義烏小商品市場就是這樣一塊凹地。

　　資料顯示,義烏太祖殿畈的第二代市場開張后,近2000個攤位迅速擺開,每天有超過萬人前來交易,其中六成以上為外地人,申請進場者絡繹不絕,甚至外地有整個市場都投奔到義烏的案例。在溫州樂清,曾有過一個規模不小的服裝市場,但隨著義烏第二代小商品市場的興起,經商農民紛紛遷巢義烏。道理很簡單,無論人氣、名氣、信息還是交通,當地與義烏小商品市場都不可相提并論。后來有位溫州干部做過一個統計,發現上世紀80年代初在溫州從事小商品經營的個體戶,后來有一半以上的人去了義烏。

　　“凹地效應”的形成,使市場的發展完全超出了人們的預計。剛開業不久的第二代市場馬上就顯得太小了。1985年初,工商部門不得不動用預備用地架起300個臨時攤來緩解攤位供求矛盾,接著又在部分地塊兩排棚架間加攤。1985年底,二代市場攤位總數達到了2847個,稅收分別為前3年的8.1倍、3.4倍、2.0倍……市場再度擴建已勢在必行。1986年,義烏市場的成交額突破1億元,輻射范圍從周邊縣市延伸到省內外。

　　第三代義烏市場于1985年12月動工建造,占地44000平方米、設攤4096個、總投資440萬元,可容納3萬人在場內交易。之后第三代市場經過兩次擴建,到1990年底已成為我國最大的小商品專業批發市場。1991年,義烏市場的成交額突破10億元。小商品市場的地位和作用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很多義烏人自覺不自覺地參與其中。

　　到1994年,第四代義烏市場已經發展成建筑面積達22.8萬平方米,攤位數23000個的巨無霸。

　　政府引導成就義烏市場

　　目前義烏小商品市場由義烏國際商貿城、篁園市場、賓王市場三個市場簇群組成,市場經營面積150萬平方米,幾乎囊括了所有日用工業品。

　　2005年,義烏市場被聯合國、世界銀行、摩根士丹利銀行評為“全球最大的日用商品批發市場”,義烏成為一座名副其實的 “世界超市”。2006年10月,由國家商務部主持編制的“義烏·中國小商品指數”開始定期向全球發布,成為全球日用消費品生產貿易價格變動的“風向標”和“晴雨表”。

　　義烏市場的起家和發展,一直是經濟學界觀察分析的重點。如果說義烏市場的發展純粹是 “無心插柳”的時代機遇的話,后期的發展就離不開政府的引導。浙江省委黨校管理教研部主任、研究員何顯明曾經撰文指出,在小商品市場誕生之初,它所面臨的法律和政策環境是滯后的。如果政府不能發揮積極的作用,而坐等市場經濟體制各方面條件的自我完善,市場的發育將非常漫長甚至可能夭折。

　　在義烏,正是政府的積極引導,給政策、給資金、給土地、給權利,才使市場在短時間內能迅速地成長起來,形成集散、交易的規模經濟,營造了市場的人氣。

　　現在,造市場可能沒有太多先機可言,但經濟發展的政策環境依然存在。在東部各種市場基本飽和的情況下,正在開發中的西部就成了下一個金礦。作為西部最重要城市的成都,其政府在6月下發了 《成都市建設區域性國際貿易中心城市行動方案(2013-2017年)》,有著義烏這樣市場發展的樣本,再加上政府提前介入的政策扶持,或許下一個國際性大市場就將出現在天府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