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不少企業試水“共享用工” 相關法律問題亟待解決

　　部分企業盤活人力資源積極探索用工新模式

　　“共享用工”相關法律問題亟待解決

　　今年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亂了很多行業的陣腳。一邊是“用人荒”，一邊是“閑得慌”，于是不少企業（尤其是餐飲企業和零售企業）開始試水“共享用工”模式。

　　但有業內人士透露，有的公司推出的“共享用工”模式，就是利用平臺分別與兩家公司簽訂勞動合同。提供任務的公司不負責員工的五險一金，只負責提供工作和一定的工薪，而員工的編制則留在一家不提供工作和工資的企業內。雖然看上去實現了員工收入的增加和公司支出的減少，但本質上看更像是勞務派遣。

　　采訪中，有專家告訴《法制日報》記者，特殊時期，可以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嘗試靈活用工新模式，盤活人力資源；讓員工在企業之間臨時流動，實現人力資源的再分配。但工資怎么發、社保怎么繳、發生工傷了怎么處理等問題，應該引起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日前表示，當前，一些缺工企業與尚未復工的企業之間實行“共享用工”，進行用工余缺調劑，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力資源配置效率。合作企業之間可通過簽訂民事協議明確雙方權利義務關系。原用人單位不得以營利為目的借出員工。原用人單位和借調單位均不得以“共享用工”之名，進行違法勞務派遣，或誘導勞動者注冊為個體工商戶以規避用工責任。

　　共享用工模式興起 源于企業跨界自救

　　疫情期間，不同行業呈現出了冰火兩重天的景象。當餐飲業、零售業門可羅雀時，生鮮電商、外賣買菜等卻異常火爆，線上下單量激增，導致供應鏈中的分揀、配送等環節均面臨人力緊缺問題，出現了“用工荒”。

　　2月3日，盒馬鮮生超市公開宣布接納云海肴、青年餐廳（北京）的員工到盒馬各地門店工作，“共享用工”模式應運而生。

　　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立法咨詢專家胡功群認為，這種“共享用工”模式是當下民企自救的縮影，若能得到大規模推廣，將在很大程度上緩解餐飲企業的資金壓力。“‘共享用工’打破了傳統的以行業劃分為前提的競爭戰略理論的限制，將整個行業價值鏈上各環節的關系變為價值和利益交換，以打造共生共死的商業生態系統價值網。同時，企業將社會問題和企業戰略相結合，既可降低自身成本，提升企業效益，也可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提高品牌美譽度。”

　　《法制日報》記者采訪得知，自盒馬率先實施“共享用工”模式以來，一些企業也在積極探索開展其他自救方式。京東7FRESH發布了“人才共享”計劃，邀請歇業的服務業人員臨時加盟。蘇寧物流也宣布，為工作受到短暫影響的人群提供分揀、包裝、運送等崗位。同時，美團買菜、叮咚買菜，永輝超市、三江購物、步步高等紛紛發出“招工令”，招聘因疫情而無法復工企業的員工，以兼職方式解決眼下的“用工荒”。

　　據廣東省湖北商會副會長王小冬介紹，疫情雖然造成了傳統企業的寒冬，但是也給快速發展的數字經濟帶來了新機遇。企業可以借助視頻直播平臺，探索直播+零售的新商業模式，給傳統業務注入活力。

　　“隨著在線零售行業啟動‘共享用工’模式，共享在各行業中不斷出現新突破，逐漸從線上零售行業推廣至物流業、制造業等行業，從一線城市向二、三線城市擴展。”王小冬說。

　　分攤企業用工成本 促進資源合理配置

　　疫情暴發以來，人們為了配合政府的防疫工作，盡量減少出門，延遲復工復課，餐飲業、文化旅游業、酒店住宿業等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其中，餐飲業由于客流量大幅減少，供應鏈受阻，無法正常營業，但門店、服務人員等經營成本卻在照常支出，已成為此次受影響最大的行業之一。恒大研究院發布的相關報告顯示，此次餐飲業在春節7天內的損失金額可能達到5000億元。

　　據相關媒體報道，安徽最大的連鎖快餐品牌老鄉雞董事長束從軒稱，老鄉雞在全國的員工數量達到16000多名，其中直營店達800家。受疫情影響，初一至初七這幾天的損失達到2000多萬元。西貝莜面村董事長賈國龍也曾表示，西貝莜面村400多家連鎖店基本都已停業，僅存的外賣業務只能達到正常營收的5%至10%。

　　2月12日，盒馬宣布開啟新一輪招聘，開放3萬個崗位，包括總部采購、技術、運營等，其中配送小哥最為緊缺。根據盒馬的預估，當前全國盒馬的工作崗位缺口約為1萬人，加上今年規劃新增的門店，全年人才需求預計在3萬人左右。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郭澤強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共享用工”對整個社會都是有好處的，促進了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原來因受限于合同問題、社保問題，員工不可能自由流動。而今，臨時借調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使資源實現更合理地配置，對企業來說也可以節省人力開支。

　　“就目前情況來看，‘共享用工’創造出了巨大效益，解決了許多現階段待崗人員的收入問題，緩解了商超行業人力不足的現狀，實現了企業和員工互助共贏的局面。”郭澤強說。

　　據了解，截至2月17日，沃爾瑪全國400多家大賣場、社區店和山姆會員商店已入職兼職人員超過3000人。

　　北京律師肖東平分析認為，企業跨界試水“共享用工”，有多重意義。一是企業提升了自身在特殊時期的履約能力，快速形成大量勞動力供給和多地域同時響應。二是分攤了企業用工成本，是企業對自身存量勞動力資源價值挖掘的自救行為。三是便于將防疫期間的閑置員工統一管理、集中防疫。

　　發展前景值得期待 法律風險不容忽視

　　疫情期間，“共享用工”模式意外走紅，緩解了許多企業和員工的燃眉之急，但其中也存在諸多法律問題有待解決。例如，“共享用工”模式究竟有多大的適用范圍？成本和風險該如何防控？“共享用工”模式是應對疫情的臨時之舉，還是未來的發展趨勢？

　　采訪中，有專家認為，“共享用工”這個提法還有待商榷，之前的共享單車、共享充電寶都是指物品，而如果把人也共享，是將人“物化”的表現，會在不經意間弱化勞動者的概念，進而使得人格權受損。我們應該把“共享用工”看成一種靈活用工的方式，這不僅是一種應急措施，也是一種趨勢，未來越來越多的人將有機會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自己最擅長的事情上，而并不一定要和某一家企業捆綁在一起。

　　2月17日，哈啰出行宣布，哈啰單車、助力車事業部將在全國多省市開放8000個車輛運維崗位，包括車輛調度員、“單車獵人”等，供因疫情暫時停工的人群選擇。

　　在武漢律師張慶華看來，對于“共享用工”，風險主要在于勞務關系的認定。勞務關系，是指提供勞務的一方為需要的一方以勞動形式提供勞動活動，而需要方支付約定報酬的社會關系。“共享用工”與用工企業專門簽訂了勞務合同，但是大多數情況下，勞務安排都是由原企業統一安排，并由原企業統一收取勞務費用，再分發給員工，這與典型的勞務關系存在差異。

　　張慶華認為，目前“共享用工”大多屬于跨行業借調用工的模式，即社保仍由原單位繳納，工資由借用單位承擔并由原單位負責發放。

　　對于“共享用工”模式下的三個參與方而言，其法律風險各不相同。為了避免可能帶來的風險，現用工企業應與員工原企業和員工均簽訂好相關協議，約定清楚權利義務、風險責任承擔等問題，核實原企業的工傷、醫療等保險的參保情況，并對員工進行必要的崗前培訓，通過篩選確定身體素質、工作能力等方面是否符合崗位要求。此外，還應為其購買商業保險，防范可能存在的風險。

　　安徽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張運書說，“共享用工”不是法律上的定義或用語，從其體現出的法律關系來看，與大家熟悉的勞務派遣、勞務外包較為類似。國際上，在一些人才高度流動的經濟體中，“共享用工”是一種常態化用工形式。而在我國，“共享用工”是一個新生事物。為了能夠真正發揮好新模式的作用，建議法院、勞動主管部門、行業協會等能夠就當前形勢給出指導意見，打消各方的后顧之憂，在切實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同時，幫助更多的困難企業結伴前行，共渡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