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國糧去庫存須推進流通市場化改革

　　在《經濟參考報》記者近幾年的調研中，一些“老糧食人”坦言，周期性的豐緊矛盾實際上是我國糧食流通體制改革不徹底的結果，本質上講，在國家糧食收購環節仍是計劃經濟模式。

　　改革開放以來，從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視糧食安全，全國糧食總產量不斷增加，到1996年，我國糧食總產量沖上歷史新高，突破5億噸大關，提前實現“九五”計劃確定的糧食產量目標。此后連續三年保持穩定，1999年我國庫存消費比達到62%。

　　進入2000年、2001年，糧食產量開始連年降低，到2003年當年全國糧食總量將至4.31億噸。2004年，糧食安全成為全國最為關心的問題，國家實行托市收購政策，對農民產糧進行托底收購，糧食生產再次進入“連增”模式。2007年以來，國內糧食產量連續9年突破5億噸大關，2012年又開始出現市場低迷、庫存高企的情況。

　　由緊到豐，由豐到緊，這種周期性的矛盾長期困擾我國糧食安全。相比緊缺，高庫存可謂“甜蜜的負擔”，但是這個負擔不處理好、解決好，是會影響整體糧食安全的。

　　回顧高庫存的成因，2004年國家開始實行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此后，為了保護農民利益，國家逐年提高最低收購價，2014年小麥、早秈稻、中晚秈稻、粳稻最低收購價分別提高46元、65元、66元和80元，增幅分別達到64%、93%、92%和106%。

　　價格連年上漲，于是國產糧入國庫。由于最低收購價制度執行的是順價銷售，市場并不認可國家定價，最后導致倉庫充盈，進而部分地區倉容異常緊張。隨之而來是巨大的財政壓力和超期儲存后的難以估量的經濟折損。

　　而且，高庫存內部也呈現出三個不平衡：區域不平衡——東北最嚴重，而中西部相對緩和;品種不平衡——普通品種尤甚，而優質品種基本沒有庫存積壓問題;種類不平衡——玉米最為嚴重，而小麥、水稻緊隨其后。

　　所以解決高庫存問題，光調整出庫政策設計，只是由表到表。同時，一刀切的政策也不能適用于整個糧食行業。去年至今，國家大力推動糧食供給側改革，這實際是市場需求和社會發展需求為導向的生產升級和優化。如果推進得力、效果如愿，那么在一定程度能緩解高庫存的問題。

　　加快推動糧食流通體制綜合改革，才能以理順根本，抓住關鍵，從源頭上切斷高庫存的制度根源，同時建立和保持正常科學的糧食庫存。近年來的糧食觀察中，不少業內權威專家提出，最低收購價制度本質上是一種農業補貼制度。這項政策在美日等國都曾經使用過，它有一定的歷史階段性，隨著農業生產發展、全球糧食新形勢、國內糧食新問題的出現，這項政策必然要做出調整，直至將來的取消。

　　最低收購價制度，有兩個核心內涵：國家定價和托底收購。其中價格是影響整個行業的因素。在整個產業鏈中，原料層面的價格市場說了不算，直接帶來行業僵而不死，缺乏競爭力。托底收購，主要是解決“賣糧難”問題，讓中國不出現資本主義社會“傾倒牛奶”“火燒棉花”之類的情形。政策兜底的好意很明顯，但是當“底”價變成“頂”價，托底收購就變得不可持續，

　　在新的綜合性改革中，仍然要解決這兩個層面的問題：價格和兜底。

　　價格要堅持走市場化道路，這樣才能讓糧食行業更好地融入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當中，分享中國特色市場經濟體系下資源配置權利，提升全球競爭力。當前在棉花、大豆等實行的目標價格制度，相對來說是對符合市場化改革方向的政策選擇。

　　而兜底則體現了糧食不是單純商品的屬性，它還是人最低生存需求。兜底政策必須保證糧食的數量安全和價格安全。在這方面，既要調整當前的最低收購政策，還要完善強化監管、監督的市場管理制度，防止市場之手導演出囤積居奇、糧價貴過肉價此類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