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　　

　　根據有關報道，中國冶金礦山企業協會在對進口鐵礦石產品提出反傾銷調查的申請中表示，來自巴西、澳大利亞的進口鐵礦石產品低價銷售，對國內鐵礦石產業造成了巨大沖擊，國內鐵礦石產業不僅產能急速下滑，更有大量企業因嚴重虧損關停，目前國內90%新建礦山遭遇調整、延期和停滯，行業投資規模驟降：2015年和2016年1-5月，鐵礦業民間投資分別為1181億元、240億元，同比下降21.4%、32.7%，下降幅度在全國各行業中排第一位……毋庸否認，這一切沖擊都是真實的;但從國民經濟全局、乃至國內鐵礦石產業自身長遠可持續發展來看，上述情況并不能構成對進口鐵礦石發起反傾銷的理由，鐵礦石反傾銷還是鳴金收兵為好。

　　首先，國內鐵礦石行業需要理解，進口礦是否構成傾銷，不能以其售價與中國生產成本相比，也不能與其國內售價相比，而是只能與其生產成本相比。由于資源稟賦、生產方式等因素，澳大利亞、巴西鐵礦石生產成本本來就比國內低很多，在整個初級產品市場步入可能延續多年的熊市后，人力成本大幅度降低、上述生產國貨幣匯率顯著貶值、能源價格暴跌導致運輸成本大幅度降低等因素還會推動這些國家的總成本加速下滑。無論他們是否訴諸反傾銷手段，都無法扭轉經濟周期，無法改變資源稟賦，對改變他們當前頹勢都是徒勞的。

　　其次，就整體而言，中國并不是沙特、南非那種國民經濟高度依賴初級產品產業的國家，而是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決定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不是初級產品產業，而是下游的制造業、服務業等產業;上游能源、原料等初級產品價格居高不下，必然直接提高制造業、服務業等下游產業的成本。在2002-2011年間世界性的初級產品牛市中，石油、煤炭、金屬礦產等初級產品行業的利潤率固然大大提高，卻極大地壓縮了中國制造業的盈利空間，對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構成了嚴重威脅。國際初級產品市場步入熊市，對中國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而言并非災難，而是解脫的福音;企圖強行將中國經濟固定在初級產品牛市的不利地位上，這個目標本身從根本上就錯了。

　　在《國際貿易》2013年8月號發表的論文《解析煤炭進口限制之爭》中，我考察比較了煤炭開采和洗選業與其它代表性行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成本費用利潤率，選擇了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其中有3個行業與煤炭產業存在直接的上下游關系，即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且消費煤炭占煤炭消費總量比例超過一半，能夠比較充分地顯示煤炭業與下游工業利潤率此起彼伏的關系，另外三個行業則分別代表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技術、資本密集度較高的機電制造業。結果如下：

　　2002-2011年間，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成本費用利潤率在5.62%(2002年)-8.31%(2010年)之間，煤炭開采和洗選業成本費用利潤率從2004年起一直高于全國總體水平，2005-2011年均為兩位數，最高接近全國總體水平的3倍。在全部近40個工業行業大類中，這10年間只有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有色金屬礦采選業、煙草制品業三大行業成本費用利潤率能夠達到或超過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的水平。

　　相比之下，其它代表性行業，無論是基礎設施行業、基礎產業還是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抑或技術和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其成本費用利潤率在2004-2011年間均難以企及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的水平。在這10年里，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成本費用利潤率總體趨向下降，只有2002、2003、2005、2006年四年達到全國總體水平;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成本費用利潤率總體趨向下降，只有2003、2004年兩年達到全國總體水平;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有2004、2005、2007、2010、2011年5年達到全國總體水平，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僅2011年一年達到全國總體水平，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沒有一年達到全國總體水平。只有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情況較好，憑借躍居世界第一大汽車生產國和銷售國的地位，2008年以來連續4年成本費用利潤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最高時也僅相當于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的一半左右。

　　由此不難看出，初級產品牛市期間的利益分配格局最終必然導致下游制造業發展動力耗竭，對于我們這個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而言，這絕非佳音，上游初級產品大幅度降價才是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煤炭與制造業的關系如此，鐵礦石與下游產業的關系也一樣。

　　第三，即使希望把暫時的進口壁壘作為保護國內產業的短期工具，進口鐵礦石反傾銷的思路也完全錯了，因為總體看來，目前國內情況更困難的不是上游礦山企業，而是下游的制造業企業。我整理了2011-2014年間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體、黑色金屬礦采選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的資產負債率、成本費用利潤率兩項指標，如圖表所示，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資產負債率都高于整個規模以上工業總體水平8個百分點以上，成本費用利潤率低于整個規模以上工業總體水平4個百分點以上;黑色金屬礦采選業資產負債率則始終低于整個規模以上工業總體水平，成本費用利潤率除2011年一年外均高于整個規模以上工業總體水平，直到2014年仍高于2011年。既然作為下游產業的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資產負債率高于上游礦山企業，成本費用利潤率則更低，那么，有什么理由不惜惡化下游鋼鐵企業的困境而保護上游礦山企業?

　　第四，從調整的難度來看，也是礦山企業相對容易。無論是上游鐵礦石企業，還是下游鋼鐵企業，我都主張抓緊時間調整，而不是企圖訴諸貿易保護;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困難產業調整中最麻煩的下崗員工再就業問題，目前中國勞動力市場相對較好，再就業難度不算大;如果拖延調整，那時候再就業的難度就要大很多了。

　　進一步前瞻勞動力市場走勢，而根據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與智聯招聘發布的2016年第二季度《中國就業市場景氣指數報告》，從其CIER指數(市場招聘需求人數/市場求職申請人數)的變動來看，我國勞動力市場整體就業形勢擺脫了一度的下滑，從2016年第一季度的1.71上升到了2016年第二季度的1.93，亦即平均每個求職申請有1.93個崗位需求，整個第二季度智聯招聘全站在線招聘需求同比增長21%，表明勞動力市場未來一段時間形勢總體良好。時不我待，如果錯過當前勞動力市場形勢還不錯的窗口時期，勞動力市場形勢惡化，再就業難度就要大很多了。如果一部分目前還需要在國內招聘勞動力的企業及其業務屆時已經轉移到了其他國家，我們可能就要永久性地喪失這些本來可供安置去產能行業下崗員工的崗位了。

　　蕭條產業下崗員工跨行業再就業，最大的損失在于其人力資本損失，包括在原來行業積累的專業知識、技能、人際關系等等;而與礦山企業相比，顯然，下游鋼鐵企業員工所需專業知識、技能更多，人力資本價值更高。在我們面臨選擇，要么是保護鐵礦企業而導致鋼鐵企業就業損失更多，要么是不保護鐵礦企業而導致鐵礦企業就業損失更多，前者顯然更為合理。

　　不僅鐵礦石、煤炭，在當前的初級產品熊市期間，我們越來越多的資源開發行業面臨是否采取保護主義措施的選擇，對此，我們需要牢記，擴大進口初級產品、充分利用海外資源對保持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無論是農、牧、林、漁業資源，還是礦產資源，都是如此。這不僅僅是因為我國許多資源的供需之間存在無法彌補且日益拉大的巨大缺口，也是因為我國不少初級產品資源數量雖不少，但開采難度大，成本高。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從鑄造國內產業總體競爭力的視角考察資源狀況，資源開發成本的國際競爭力比資源擁有量更有意義;也正是從全球初級產品市場的角度看，我國許多煤炭、石油、金屬資源在現階段并不具備開發價值，取得海外適用、優質原料遠勝于株守國內低品位資源。考慮到我國礦產資源區域分布不平衡，大宗礦產普遍遠離經濟中心和海路，運輸成本高;還需要結合國家安全戰略，保留部分資源的戰略蘊藏，充分利用海外資源的意義就更大了。

　　在更高的國際競爭戰略層次上審視，我國已經躍居世界第二經濟體，為保證我國經濟發展的良好勢頭，我們經濟發展目標已經不能不從昔日單純的“趕超”轉向兼顧防止“被趕超”。我們要組織、發展以我為主的國際分工體系，讓后發發展中國家乃至某些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為我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升級服務，為我國的繼續“趕超”服務，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而不是與我國展開“流血競爭”，淪為其它大國狙擊中國的工具。正是在這一點上，擴大鐵礦、煤炭等初級產品進口更有著不可替代的意義。因為，通過擴大煤炭等初級產品進口，我們一方面可以直接間接抬高與我國存在潛在或現實經濟政治競爭關系國家國內能源等投入品的價格，亦即抬高其國內制造業的投入成本;另一方面可以誘導其國內資本、高素質勞動力為追逐較高收益而大量涌入初級產品部門，而不是進入制造業與“中國制造”競爭。